这部长篇小说的上卷，动笔于1994年的秋天；时至1997年的冬日，已经写了三个年头了。其间，除了编选我的八卷文集，占用了我的一部分时间之外，可谓全力以赴。
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梦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心理学家，都把梦解析为生活的折光。我在梦中出现的光环，常常是二十年底层生活的种种变形；这可能是出自于它的无可逃避，而非我有兴趣去咀嚼苦涩。在八十年代后期，我在德国莱茵河畔，居然梦回到我劳改生活中的那条金钟河———这可能是莱茵河的水波，引起我本能的条件反射，于是在德国波恩的寓所，梦中便出现了那半球的金钟河。无独有偶，与我曾经共同在金钟河畔改造过的原青年剧作家杜高，在九十年代出访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日子，夜宿水城宾馆时，也在梦中出现了我在梦中梦见过的那条河。
表面看起来这完全出于偶然，但在这种偶然之中，藏有深刻的必然：一个人无法摆脱自身潜影的追踪，这是人生的哲理定律之一。文学说到底，是一种涂梦工作———无论你是先锋派作家，还是写实派作家，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，表现着生活赐给你的各种感悟。其中的区别在于表现这种感悟的手段，有的人喜欢用抽象，有的人喜欢用具象罢了。而在写梦与画梦上，则没有任何异同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作家自身感悟生活的视角则因人而异。
比如：在席卷全国的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饿，住在深宅大院、吃着“特供”的人们，无法感受到那个年代饥殍遍野。而我们的彭大将军，心中时刻揣着百姓疾苦，回到湖南故土亲自体恤了民情民意之后，则有了庐山为民请命之举。因而可以这么说，不同生活经历的人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；相同生活经历的人，在感悟生活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。这虽然是一个文学话题，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自身。
笔者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长篇，只是表现我梦魂萦绕的生活一隅。在德国莱茵河畔梦中出现过的那条河以及沿河而生的大芦花荡，深埋着一代受难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故事。这些饥饿年代演绎出来的故事，充满了后来人无法理解的悲凉和凄迷。据有关的世界动物生态志记载，越是低级动物，其生存能力越强：大漠中的苦驼，可以一个星期内不吃不喝；北极最耐寒耐饥的狗，耐饿的最高纪录为一百一十七天；印度的大蜘蛛，可以十八年空腹不死。昔读《史记》，曾留下对龟的深刻印象：古人视龟为长寿图腾，便有人将其塾在床柱之下；待等其主人搬家移床时，那可怜的乌龟还在活着。《史记》中没有交待其主人是否曾经对它喂食———但仅仅久塾床脚而不死，已然使我感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，生命之短促不过渺如一线萤光。但也正是因为其短，人们才更知道珍惜生命自身———我们那代落难于生活最底层的知识分子，生命基因中虽无龟的长寿因子，但却有着龟背上的沉重负荷。
人不同于龟的是，人不仅有着他的躯体，还有着他的精神。因而在那饥饿的年代，除了饥饿的痛苦之外，还有精神上的病疴。而后者给予底层知识分子的伤痛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比第一种更为严酷，这是不言自喻人人皆知的事情。但正是这种生存环境，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，才更具有超常的磨练意义。借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：只有进过地狱的人，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。这话说的虽然有点绝对，但无疑地是人类进步的铭言之一。哲学家康德的另一句话，也具有超常的儆世意义，他说：最严格的“是”，常常深藏着最大的“非”。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去伪存真中，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。感谢生活，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外练肌肤、内练灵肉的机缘；如果没有这一漫长的泥泞跋涉，我就无法感悟到这一独特生活领域的一切。而没有这一切，我将无法对土地的原色，有更为深刻的认知；而无这种认知，我的文学脚步，很有可能要走向风花雪月。
文学中的轻歌曼舞，自古独成一家。虽然风花雪月，也能爽人心目于一时，但仍然因缺少精神的含量，而难免流失于轻飘。生活不允许去弹花弄月，如果我去追求这种文学情致，将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以及中国历史的亵渎。当然，中国知识分子———特别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身，由于受传统文化基因以及时代的制约，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；正因为其有此残缺，并在书中表现了这种残缺，才能是那个年代的历史真实。我无权美化知识分子自身，更无权美化底层生活的严酷———这是在我动笔之初，就立下的写作格言。古人亦有历史铭言儆世，叫做“温故而知新”，笔者反刍一下昨天的故事，也是对今日中国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。
仅以此书，悼念那些风雪驿路上的死者，并为那些经过风雪洗礼而走到今天的人们（包括一些不失良知，并关注中国前途的劳改干部），用文字为他们修建一座纪念碑。小说上卷，可独立成篇；小说下卷，亦于日前动笔，至于何日能以成书，让我引用一句古语作答：“老骥自知夕阳短，不待挥鞭自奋蹄”。
（《龟碑》上卷刊于《小说界》1998年第2期，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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